世道多戲論,偽儒病最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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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儒家思想,立基於「仁義禮教」,專注於人與人之間,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道德安排,冀圖讓每一個人都能像和諧的音樂一般,每個音符各安其所,各在其位,和諧中庸而共譜儒家大同世界的樂章。

但是人性逼著儒生們,都想要做樂章中最重要的音符,沒有人甘心願意做樂章中鬱鬱不得志的休止符,所以儒生們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出仕作官,讓自己的生命在整個儒學意識型態中,可以有個最高的依托,而不致失落。

但不是每個儒生都有機會作官,很多在仕途不得志的儒生,便開始了進入佛家和道家的法門中遊戲,以求心態的平衡。

為什麼說是遊戲,因為他們在封建世界中,不但不敢擺脫儒家的意識形態,更不敢放棄儒生的身份,以免有一天他們有機會時,再也不能回到儒家的社會裡而受到認同。儒家是他們求仕的神主牌,沒有幾個儒生敢輕易放棄。

這些失意儒生,由於多數在儒家的封建體制中,長久不得志,在對儒家體制的無可奈何之下,他們便逐漸援引佛家和道家的思想,來為自己在儒家體制下毫無成就感的安身立命,作合理的辯護。

由於這批失意儒生進入佛家道家門牆,並不是真心要窮究佛法,也不是真心要精研道法;更不是真心抱著佛道濟世救人的胸懷,而進入佛道門牆。他們只是要在佛道思想中,為自己在儒家的失意生命,尋找一個合理活下去的藉口而已。

所以他們對佛家和道家,其實是淺嚐即止的,是隨著遊戲結束而結束的,是只要有機會,他們就會隨時回到儒家世界中去的。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中,儒家才是最好的居所,那裡有滿足他們追求昇官發達的機會。即使做官之後,要在帝王面前呼主作奴,也在所不惜。

所以這批儒生便編造了一個虛假的中國人形象,那就是中國人得志的時候是儒家,失志的時候就是道家或佛家。這個虛假的中國人形象,其實完全只是儒生的形象,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形象。因為絕大多中國數人,都是從事百工技藝,一生都沒有機會讀書,也沒有機會做官。

他們一生都像我們現在這些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那般辛勤工作,得志時候賺點錢養家活口,失志的時候也只能流落到街頭乞討或挨餓,道家和佛家的生活,對他們也仍然是遙不可及。

儒生們編造的假中國人形象,主要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分裂人格,替自己身為儒生,卻無法成功致仕;替自己身為儒生,卻遊戲於佛道的形為舉止作辯護。只要把全中國人都說成得意時是儒,失意時是佛道,自己的行為就可以找到合理化的藉口了。

由於儒生們對於佛教和道教,只是當成一種可入可出的遊戲,所以他們對自己所解釋出來的佛法和道法,只要能夠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便可以了,至於是否是佛道正法,會不會敗亂佛道,他們並不在意。

我們以台灣的新儒家為例,他們大多數都非常喜歡談論佛法和道法,但於對佛道經典的基礎工作,如考據訓詁註解等工作,都顯得極不耐煩,因為這種辛苦的工作,並不符合他們遊戲的本質,所以他們極端排斥考據訓詁和註解這類經典的基礎工作。

他們雖然排斥經典的考據訓詁和註解,但他們援用和編造的白話文,卻處處藏著古人註解的義理,仍然還是出自古人考據訓詁註解的成果,完全沒有任何新意。

他們在講佛講道時,無非是講一些儒釋道不分家,儒釋道相通合作的一貫道式言語,或者像台大學者傅佩榮那樣,把佛家性空的「究竟真實」,套到《老子道德經》上,成為「佛家的老子道德經」這種張冠李戴的哲學。

明代佛教蓮池大師說那些主張「儒釋和會」的學說,「據粗言細語,皆第一義,則誠然誠然;若按文析理,窮深極微,則翻成戲論!」

儒和佛那些最粗淺的言論,如你說要行善我也說要行善;和那些最溫柔的言論,如你說要愛人,我也說要愛人。看起來確實是佛儒相通,毫無疑問。但是如果對著經典按文析理,窮深極微,那些佛儒相通的話,就反過來成為戲論了。

一個大學的學者,一個真正的哲家,所要做的不就是「按文析理,窮深極微」的事嗎?怎麼會去做「佛家的老子道德經」這種「佛道和會」的戲論,來遺笑大方呢?

如果傅佩榮能夠以遊戲的心態,把佛教性空的「究竟真實」,解釋成為「最終的真實」而成為老子天道的本體。那以後所有的人都可以玩拆字遊戲,把道家的「天道」解釋為「天天在說話」,把儒家的「仁愛」解釋為「核仁談戀愛」,把佛家的「慈悲」解釋為「慈母在悲傷」;或者像台灣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那樣運用成語,把「磬竹難書」用在你新儒家的成就之上。

所以說:「世道多戲論,偽儒病最深。」簡直深到無可救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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